葬礼不仅是一场慎终追远的生命告别仪式，也是一种社会活动。两汉时期，随着官吏阶层的迅速崛起，官吏的葬礼也成为重要的集会、社交场所。

后世子孙通过葬礼上的孝行表现，营造自己的孝子形象，谋求仕途进步；朝廷则利用赐赠活动，协调君臣关系，宣扬主流价值；官吏士人借由赴丧，表达政治立场，拓展交际网络。

汉代官吏的葬礼一般都会持续多天。就葬礼本身而言，汉代丧葬仪式基本延续了先秦时期的传统，完成招魂、小敛、大敛以及各种祭祀等仪式有固定的流程和时间要求。

葬礼需要为筹备丧葬用具和远方客人到来预留充分的时间，使“家室之计，衣服之具，亦可以成矣，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传统丧葬礼制的价值体系中，身份越尊贵的人葬礼时间也越长。

《礼记》载“天子七日而殡，七月而葬；诸侯五日而殡，五月而葬；大夫、士、庶人三日而殡，三月而葬”。由于上述原因，汉代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官吏的葬礼通常会持续多天。

参加汉代官吏葬礼的人数众多，并且形成了“以客多为尚”的社会风气。地位越是显赫的官吏，其葬礼的规模越是宏大。

汉代官吏葬礼上还有丰富的活动，但由于相关文献寥寥，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涉及不多。不过，结合一些考古发现，亦可窥其一斑。

首先，葬礼中有鼓吹和挽歌。《晋书》载“汉魏故事，大丧及大臣之丧，执绋者挽歌”。汉代乐府诗歌中还存留有大量的挽歌，如《薤露》、《蒿里》等。

对于这些活动，汉代的墓葬画像中也有一些生动的记录，例如在山东微山沟南画像石中有一幅送葬图，画面中央可以看到执绋者，还可以看到旁边设有两面建鼓，鼓的存在可能是为挽歌提供节拍。

其次，娱乐表演活动也是汉代官吏葬礼中非常重要的仪式环节。这些表演有娱乐宾客的作用。在汉代的墓葬画像中也有体现，部分墓葬画像中的“桥上交战”、“泗水捞鼎”等图像，带有明显的表演痕迹，已有学者指出这是对汉代葬礼中表演活动的再现。

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社会，亲子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。对于父母，孝顺的子孙要做到“生则养，死则丧，丧毕则祭”。对此孟子认为，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”，因而孝子贤孙的孝行也成为葬礼上最受关注的对象。

葬礼作为孝子事亲的重要表现，在标榜以孝治天下和实行“举孝廉”的汉代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。相比于生前奉养和葬后祭祀，葬礼上的孝行表现更容易被人察觉和知晓。

特别是对于汉代官吏的后代而言，承袭亡者权位或是谋求官场进步，“举孝廉”是很多人的不二之选。葬礼上众多宾客为其孝行表演提供了充足的观众，因而葬礼为孝子建立声誉和塑造孝子形象提供了一次绝佳机会。

汉代的“孝行”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反映。首先由于汉代“事死如生”的丧葬理念，随葬品也成为彰显孝子孝行的方式。汉代不同社会阶层的墓葬中大都发现了丰富的随葬品，特别是官吏墓中，更是数量庞大、蔚为大观，反映出明显的“厚葬”意识。

葬礼结束后，随葬品被掩埋地下，而矗立在地表的墓地建筑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。因而除了丰富的随葬品，汉代官吏的墓地通常还有复杂的墓地建筑。特别是由于汉代墓祭活动的流行，使得墓地建筑有了源源不断的观众，从而为孝子形象的树立提供了切实的“证据”。

汉代官吏的坟墓不仅有高大的坟丘、精美的祠堂，还有墓园、墓阙、墓碑、石兽等配套设施。从考古发现来看，部分墓葬甚至呈现一种重地上建筑而轻地下墓穴的态势。

如山东嘉祥的武氏墓地、安徽褚兰汉画像石墓等都将装饰重心放在地面祠堂上，墓室内的画像则寥寥无几。此应是丧主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，将营建重心放在了更容易被“观看”和更有利于宣扬孝行的墓地建筑上。

巧合的是武氏墓地四人中有三人曾被举孝廉，或是受益于此种宣扬孝行的举动，或因举孝廉而更需表现，才使得武氏墓地呈现出明显的重地上而轻地下的情况。

如果回到汉代社会，再去评价武氏墓地，我们确实得承认墓地的好坏是能影响子孙后代的仕途的！

在汉代的墓地石刻中，“孝子们述说的重点不是已故亲人的道德文章，不是他们关于宗教礼仪和生死观的理解，也不是祠堂画像的具体内容，而是他们在修建祠堂墓葬过程中的辛劳”。在这些丧葬活动中，营造孝子形象当是重要的动力源泉。

正因如此，汉代社会才最终形成了“生不极养，死乃重丧”，“厚葬为德，薄终为鄙”的社会风尚。汉代官吏的葬礼也就变成了孝子贤孙们“崇饬丧纪以言孝，盛飨宾旅以求名”的舞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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